鑒別的原理，是唯物辯證的，既然鑒別的是書畫，就不應拋開了書畫本身為它的先決條件，而聽任旁證來立作戰(zhàn)。不掌握書畫的內(nèi)部規(guī)律，反映書畫的本質(zhì)，這個鑒別的方法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是書畫不可認識論。
這里主要的要分清主次，分清先后，怎樣才是客觀的、合乎全面規(guī)律的。具體的事物，要做具體的分析。在鑒別的范疇里，不能否認這些旁證所能起的作用，但要認識到的是，它所能起作用的條件。事實上，旁證的威力，對書畫本身的真?zhèn)尾⒉荒芷饹Q定性作用；它與書畫的關(guān)系，不是講同一體，而是從屬于書畫；它只能對書柳畫起幫襯的作用，而絕不可能立作論戰(zhàn)，而且有時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畫反作用。它只能在對書畫本身做了具體分析之后，才能得出在它的特定范圍內(nèi)能否起作用與所起作用的程度。因此，書畫本身，才是鑒別主要的、親切的根據(jù)，也只有使這個根據(jù)立起來，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證，否則這些旁證縱然有可愛之處，卻都是帶有尖刺的玫瑰。翁方綱所藏的蘇東坡《天際烏云帖》，即使作了好多萬字的考證，來辨明它的真實性，但是他所藏的《天際烏云帖》還是不真，原因在于他始終沒有能觸及主要的一面。

我們不妨再來辨析上述的那些旁證，究竟能起什么樣的作用。
仍從印章說起，歷代的書畫作者、收藏者，他們所用的印章，并無規(guī)律可循，因而無從知道他們一生所用于書畫的印章，是只限于某樣某式、某種文字、某種篆法的哪幾方，從而可以憑此為準的。北宋米芾曾說明過他以某幾方的印章用于他所藏的某一等的書畫上，但是，他又說還參用其他文字印的有百方。還有一類可以知道一種印文只有一方的，如歷代皇帝的印章（但南宋高宗的紹興小印，卻不止一方）以及明項子京的“天籟閣”等印。此外，同印文，同一篆法，同一尺寸，同是白文或朱文而只有極為微細出入的印章，也是數(shù)見不鮮的。不但私人的名章，就連明黔寧王的印，同一印文的也不止一方。這種現(xiàn)象，從元到清，大都是如此。文微明的那方印文半邊大半邊小的“文印微明”印，大同小異的就不止方?！昂馍健敝煳挠?，出入細微的又何止一方

徐邦達
先生幼年即接觸大量古今書畫，14歲開始習畫，從蘇州老畫師李醉石學習繪畫，從趙時楓學習古書畫鑒定知識。后入當時海上書法家、畫家，鑒賞家吳湖帆先生之門，書畫與鑒賞能力日進，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鑒古書畫于江南。20世紀50年代至今一直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從事古代書畫鑒定研究工作。在長期書畫鑒定活動中，徐先生逐漸形成了高度重視書畫本身的筆墨，題跋、歷代書畫著錄、印章、紙絹、裝潢形式等因素以及相關(guān)文獻的考據(jù)與實證，實行鑒考結(jié)合，絕不允許“模糊度”，與啟功先生提倡的“書畫鑒定中要有模糊度”恰恰相悖，體現(xiàn)出徐先生追求鑒定科學性的學術(shù)取向。他的鑒定方法具有如下明顯的特色：一是在鑒定中建立可供參考比較的

身為滿清后裔的
先生，早年習畫，并師從史學大家陳垣，精通文獻考證，尤其在對古文獻的爬梳與索隱探微方面，其精深的學術(shù)功底與考證能力難有出其右者，堪稱學林之絕響。同時，他又是一位書法大家，并兼通金石學、紅學、詩詞學、文字學、音韻學等學科，這無疑成為他從事書畫鑒定的優(yōu)勢所在，也使得他的鑒定方法與其他諸人大相徑庭，面貌。收在《啟功叢稿》一書中的名篇《董其昌書畫代筆考》，詳細地考證了文獻記錄中有關(guān)為董其昌代筆的書畫家。一篇文章，他竟能運用文獻多達十幾種，幾易其稿，終考證出董的代筆畫家知其姓名者有趙左、趙迥、沈士充、釋珂雪、吳振、吳易、楊繼鵬、葉有年等人，其中吳易、楊繼鵬二人還代作書法。上述諸人只有楊繼鵬的書畫較為接近董的面貌，其余都有一定差距。類似之作尚有《戾家考》《孫過庭書譜考》等，這都體現(xiàn)了他旁收廣紹深參妙悟的學術(shù)特色。

楊仁愷
先生，早年坎坷，抗戰(zhàn)時移居重慶，結(jié)識了郭沫若、徐悲鴻、張大千等學者和書畫名家，從而使他對古今書畫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在書畫研究與鑒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貢獻：一是對溥儀出宮后的清官流散書畫進行了精細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萬余字鴻篇巨著《國寶沉浮錄》一書；二是在中國書畫史上填補了遼金兩代的空白，使之更為完整系統(tǒng)：三是把古書畫鑒定的范圍拓展至20世紀，并初步嘗試建立書畫鑒定這一之學，2000年出版的《中國書畫鑒定學稿》一書可見其這一學術(shù)趨向。楊仁愷在書畫鑒定中提倡科學的“比較研究法”，十分注重作品之間的參照比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時代和地區(qū)的諸多作品比較、畫家一生不同時期的作品比較，然后才是題跋、印章等因素。對于傳世的《簪花仕女圖》這件風格特的作品，由于缺少參照樣板，比較研究就顯得較為困難。于是他結(jié)合同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留下的關(guān)于貞元時期服飾與習俗變化的文獻資料，證明《簪花仕女圖》所反映的時代特征只有唐貞元時期才能與之吻合，由此確認它是一件唐代貞元時期的繪畫作品。

傅熹年
先生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長期從事古代建筑史研究，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壇廟等大建筑群的建筑規(guī)律。以此為基點，傅先生在書畫鑒定中擅長把建筑學中的比較分析法引入到書畫鑒定的斷代、辨?zhèn)?，即結(jié)合出土文物、傳世可靠作品和相關(guān)文獻中記載的建筑形制、衣冠制度等作為斷代依據(jù)。其學術(shù)要點如下：一是強調(diào)
在書畫鑒定中的基礎地位：二是重視在書畫鑒定中建立可依靠的
：三是書畫鑒定要有一定的
以及運用文獻的能力。對于傳世早的山水畫《游春圖》，傅先生是八來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他選取了畫中人物的服飾釵頭與巾幞、建筑物的斗拱與鴟尾來驗證作品的時代，從而得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這一幅《游春圖》的具體繪制年代恐難早于北宋中期”的結(ji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