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爐,是古代一種鼎爐形器物，舊時廟堂里的香爐大多為銅、鐵鑄成，有些器型較小的香爐是用玉、石、陶、瓷、木、銅等制成，置于幾案，實用、觀賞兩相宜。有蓋之香爐，可內(nèi)置香料，點燃后，香霧煙氣自蓋孔中裊裊升騰彌漫，時聚時散，給人以無限之遐想。

此件明代大型漆器香爐高157cm，爐身直徑60cm，由底足連托泥、腹部爐身和頭部龍馬爐蓋三部分組成。整體造型仿商周青銅鼎，爐身仿三足圓鼎，爐腳則仿四足方鼎，把圓鼎之柔和與方鼎之剛勁融為一體。爐蓋上的龍馬為龍頭馬身帶飛翼，爐之腹足相連處為神龜，爐足為象鼻。

爐蓋上踏在水波紋之中的龍馬背部以點線構成奇特圖案和爐腰部的神龜，正是《周易·系辭》所說的“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的寓意?？追f達疏引，《尚書中侯·握河記》稱“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尚書·洪范》：“天乃賜禹，洪范九疇”——傳說三皇之一的伏羲就是依據(jù)孟河中躍出的龍馬背部的圖形畫出了八卦，而禹根據(jù)龜背上的“文”成就了“九類常道”進而造福于黎民。

宋代山西介休窯香爐造型別致，施釉均勻，白中泛黃，色澤瑩潤，釉面帶有密密麻麻的細小開片，做工精美，格調(diào)高雅，是我國古代香爐發(fā)展中比較少見的。過去，有人將此爐視為燈具，但陜西耀州窯博物館將其作為香爐展出。還有人認為這尊香爐可看到唐五代時期，但我覺得在斷代時還需留有余地，畢竟介休窯燒造高峰期在宋代。

根據(jù)考證，陶豆主要用來盛放“菜”。在古代陶缽才是個人使用的餐具，與現(xiàn)代飯碗器具相似。陶豆的形狀淺而小，不同于盛“飯”的缽，它只能盛放少量“副食”，很可能就是瓷盤的前身。主副食有所區(qū)別，這是稻作農(nóng)耕社會派生出來的生活方式，也是東方飲食文化的傳統(tǒng)特點之一。高而穩(wěn)的陶豆，在使用中，既能豆器中“菜”的視覺效果，又與古人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相一致，方便夾“菜”，古人的聰明才智可見一斑。

我在撰寫《尋訪中華名窯》一書時，曾到介休窯考察，它位于晉中洪山鎮(zhèn)，1957年搞農(nóng)田水利時被偶然發(fā)現(xiàn)。認為介休窯的白瓷燒制水平、燒造規(guī)模、歷史影響略遜于定窯，但它燒造的器物白度較高，經(jīng)科學測試為78.3℃，胎質(zhì)細膩，透亮堅硬，敲擊聲音清脆，燒造溫度應在1300℃左右，幾乎可與現(xiàn)代白瓷媲美。具有“小家碧玉”的風范。

“日照香爐生紫煙”唐代大詩人李白的《望廬山瀑布》千古流傳，作品描寫廬山香爐峰上，初日映照，紫煙氤氳，瀑布高掛，飛流奔騰，展示了盛唐氣象和時人對香爐的偏愛之情。

在人們的生活習慣上認為香爐大的功能，便是一件敬佛或是祭祖的禮器。其實香爐也是文人雅士的心愛之物，置于廳堂或擺于書房案頭，讀書時點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紅袖添香夜讀書”的美妙意境。靈性的香爐賦予人們更多的生命靈性，它穿越時光隧道，追逐并領略博大深遠的歷史文化。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與本土文化發(fā)生關系，逐漸改變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儒佛道三位一體形成華夏文化主流。魏晉時，人們以老莊解釋佛教，東晉以后佛學又與玄學趨于合流，深為士大夫們所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