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所用的材料絹和紙對于書畫的斷代起著一定的作用。絹和紙的鑒別是鑒定書畫又一途徑。根據(jù)和國學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畫和戰(zhàn)國楚墓帛畫以及稍晚時候的馬王礁漢墓帛畫，均是畫在較細密的單絲織成的，至今為止未見用雙絲絹的（即經線是雙絲，緯線是單絲織成絹）。五代到南宋時期的絹，較前代有了發(fā)展和變化。從表面來看，除了單絲絹外，還出現(xiàn)了雙絲絹的形式。這種雙絲絹的經線是每兩根絲為一組，每兩組之間約有一根絲的空隙，緯線是單絲。元代的絹總的說來比宋絹顯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絹細密潔白，并且還呈現(xiàn)出稀松的狀態(tài)。明代的絹總的看來也是比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種質量較低較稀薄的絹，由于這種絹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書畫家往往先將其托上紙然后再進行書畫創(chuàng)作。紙的質料是判斷書畫年代的又一標準。漢、晉古紙，所見都是用麻料，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魚網等廢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苧麻。它的特點是纖維較粗，所以也難以作得精細，它無光、無毛、纖維束成圓形，有時見木素。
印章的時代特征與氣息也是鑒別書畫的佐證。印章的時代氣息可從其形狀、篆文、刻法、質地、印色等方面出來。宋代的書畫作品，鈐蓋上書畫家本人的印章為數(shù)很少，大多數(shù)書畫家在作品上并不鈐蓋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銅、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質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現(xiàn)了極少數(shù)油?。塾☆伾t而厚，水印顏色淡而薄。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變化，出現(xiàn)了圓朱文印。質料有木、象牙、銅、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開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漸多起來。明代初期，各種石料的印章已相當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變化，篆文每個字的停筆處，都比原筆畫略粗一點，但顯得較淡，并略呈黃色，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質居多，其它如水晶、瑪瑙、銅、玉等均有。字體有古文篆體等到各種形式。這一時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顏色也有濃淡之分，也還有少數(shù)畫家使用水印。清初，書畫家印章甩用的篆文變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狀、字體字形都有多樣化的趨勢。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種各樣的規(guī)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種流派，大都以《說文解字》為主體。印色從為油質，水印已不見使用。
此種鑒定方法對鑒定者本身的書畫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謝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較高的書畫創(chuàng)作能力和聰穎的鑒定才智，使其成為這一鑒定方法中的巨擘。謝先生對傳世有名的王羲之《游目帖》的鑒定，可作一例子。對于此帖，拋開所有的旁證迷惑，僅僅從其筆勢與形體來看，已具有元代趙孟頫的風格，所以它不是唐宋勾填本，而是元人的手筆。這一鑒別結果，正是基于對《游目帖》的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的比較中得出的。謝先生的鑒定理念，他的《水墨畫》和《鑒余雜稿》二書有詳細記述。
徐邦達
先生幼年即接觸大量古今書畫，14歲開始習畫，從蘇州老畫師李醉石學習繪畫，從趙時楓學習古書畫鑒定知識。后入當時海上書法家、畫家，鑒賞家吳湖帆先生之門，書畫與鑒賞能力日進，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鑒古書畫于江南。20世紀50年代至今一直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從事古代書畫鑒定研究工作。在長期書畫鑒定活動中，徐先生逐漸形成了高度重視書畫本身的筆墨，題跋、歷代書畫著錄、印章、紙絹、裝潢形式等因素以及相關文獻的考據(jù)與實證，實行鑒考結合，絕不允許“模糊度”，與啟功先生提倡的“書畫鑒定中要有模糊度”恰恰相悖，體現(xiàn)出徐先生追求鑒定科學性的學術取向。他的鑒定方法具有如下明顯的特色：一是在鑒定中建立可供參考比較的
楊仁愷
先生，早年坎坷，抗戰(zhàn)時移居重慶，結識了郭沫若、徐悲鴻、張大千等學者和書畫名家，從而使他對古今書畫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在書畫研究與鑒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貢獻：一是對溥儀出宮后的清官流散書畫進行了精細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萬余字鴻篇巨著《國寶沉浮錄》一書；二是在中國書畫史上填補了遼金兩代的空白，使之更為完整系統(tǒng)：三是把古書畫鑒定的范圍拓展至20世紀，并初步嘗試建立書畫鑒定這一之學，2000年出版的《中國書畫鑒定學稿》一書可見其這一學術趨向。楊仁愷在書畫鑒定中提倡科學的“比較研究法”，十分注重作品之間的參照比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時代和地區(qū)的諸多作品比較、畫家一生不同時期的作品比較，然后才是題跋、印章等因素。對于傳世的《簪花仕女圖》這件風格特的作品，由于缺少參照樣板，比較研究就顯得較為困難。于是他結合同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留下的關于貞元時期服飾與習俗變化的文獻資料，證明《簪花仕女圖》所反映的時代特征只有唐貞元時期才能與之吻合，由此確認它是一件唐代貞元時期的繪畫作品。
傅熹年
先生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長期從事古代建筑史研究，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壇廟等大建筑群的建筑規(guī)律。以此為基點，傅先生在書畫鑒定中擅長把建筑學中的比較分析法引入到書畫鑒定的斷代、辨?zhèn)?，即結合出土文物、傳世可靠作品和相關文獻中記載的建筑形制、衣冠制度等作為斷代依據(jù)。其學術要點如下：一是強調
在書畫鑒定中的基礎地位：二是重視在書畫鑒定中建立可依靠的
：三是書畫鑒定要有一定的
以及運用文獻的能力。對于傳世早的山水畫《游春圖》，傅先生是八來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他選取了畫中人物的服飾釵頭與巾幞、建筑物的斗拱與鴟尾來驗證作品的時代，從而得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這一幅《游春圖》的具體繪制年代恐難早于北宋中期”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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